不只是记录的纪录片 ——《棒！少年》以及其他 纪录片是一种排除虚构的影片。它具有一种吸引人、有说服力的主题，它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并用剪辑和音响增加作品的感染力。 ——美国《电影术语汇编》 《棒！少年》无疑是一部从拍摄、制作到发行都很成熟的纪录片，虽然它并没有真正的高潮（比如强棒之队拼搏夺冠之类），但这并不影响它很强的观赏性、很高的完成度和相当的吸引力。导演许慧晶有想法也有耐心，如果把他在《一席》的演讲和片子结合起来看，就会有更为完整的视角。制作人其一为前国家棒球队队长，其二为芒果台著名主持人，这似乎也是该片能够蹿红的加持因素。有两点最为抓人，其一是队员皆是留守儿童或孤儿，其二是期许中的为国争光（片中并未实在表现这点）。留守儿童是当下的一个痛点，很多作品都在试图表现（包括《归途列车》等），《棒少年》有些许涉及，但也只是点到为止，除几个主角外，其他孩子的过往观众无从知晓。并且，对于在城市长大备受呵护的孩子而言，河北涞源和宁夏西海固实在太遥远了，他们也完全无法体会小双父亲去世母亲出走、家里只有一个亲人（二伯）的痛楚，也不会知道在苦甲天下的西海固，能离开土地到北京的一支棒球队打球的意义，所以马虎回去时已经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他在当地孩子和老师眼里，也是幸运儿和可能的成功者。所以，在我看来，《棒！少年》的最大意义，或许是探索了什么样的纪录片，在当下还能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看到很多父母带着孩子去看，想来多为励志。由此也想到如果董路把《足球小将》拍片，可能也会很有市场。）毕竟有不少好看的纪录片，囿于各种因素，只在小范围流转，对大众而言，就像没有出现过一样。 之前有幸在影院看到《四个春天》《归途列车》这样的时代记录。如果说《四》是关于家庭温情的礼赞，那么《归》就是家庭焦虑的放大。两部片子都有意无意带出或被关注或被遮盖的话题: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家庭的核心所在，家庭成员的相处方式，到底该怎样爱你的家人等等。《四》带我们思考人与自然的亲近，该如何稍许靠近诗意，怎样平衡和有意义地过完一生，《归》更多放在留守儿童、分离导致的亲情疏离以及青春期的叛逆，也绕不开国家之宏大主题与小家个人挣扎之对比。《四》的高潮是姐姐去世，年迈的父母苦痛又隐忍的表情，《归》则是家庭矛盾爆发，父女间罕见的暴力相向，不管柔软还是粗砺，幕幕扎心。《四》中的孩子们何其幸运，如我们一代，父母不曾远行，没有成为留守儿童，在完整的关爱中度过童年和少年，而在《归》中，留守儿童就如一道疤痕，无声却深刻影响几代人的成长、心理，以及他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棒！少年》或许无意中接过这一主题，棒球少年们是不幸又幸运的，他们有了一个精神之家，生活之所，和为之努力的方向，但更多的成千万的儿童，他们将走向何方，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关注又沉重的话题。 再回到纪录片话题本身，有人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纪录片为“新纪录运动”，作为非专业研究者，虽只零星看过几部，但它们于时代风貌的留存和史学社会学价值，已然称得上”了不起“。《流浪北京》作为新纪录的开端，记录了可能是最早的北漂生活。《阴阳》则是体制内拍摄者能达到的一座高峰，坊间口口相传。陈晓卿推出午夜《见证》，成为央视前所未有的题材拓展。首届记录映像展出现的《老头》《江湖》（拍摄民间大棚演出群体）《北京弹匠》（湖南来京弹棉花的）《铁路沿线》（流浪儿）《群众演员》《纸飞机》《盒子》等等，被称为“构成了独立纪录片的浪漫主义时期”。王兵在国际上拿奖的《铁西区》，至今位列20年20大影片。而徐童的贡献，在于通过“游民三部曲”对“游民社会”的呈现，在我看来，《算命》属于十年一遇的难得之作。还有，反映福建某县高中生活的《高三》，反映城市打工人的《父亲》，藏区日常的《藏区一年》，东北鄂伦春族萨满的《最后的山神》，上海老式弄堂的《德兴坊》，湘西船工的《茅岩河船夫》等等，它们虽都构不成新闻事件，但却是纪录片的经典选题。但我们真的还不够，我们虽然有了《舌尖上》系列，有了《人生一串》，有了《人间世》，但作为更能吸引人更可能独到的叙事化题材，我们还没有《人生果实》，没有《小森林》（权当纪录片），没有《滑板少年》和《追梦者》，也没有《海豚湾》，其他的，更不用拿来说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荷兰人伊文思拍了《四万万中国》，七十年代，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拍了《中国》，不管后来它们有怎样的历史际遇，而今都已成为不朽的时代记录。在如今飞速变化的时代，当然可能也理应期待更多新的记录，新的影像，于今于后，都是善莫大焉。 千阳记于北京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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