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期节目“骑行加拿大”播出之后，至少出现了四个版本：
1/弹幕中的骑行版本;
2/豆瓣评论中的骑行版本;
3/导演剪辑的骑行版本;
4/前三种之外属于三位主人公的骑行真实;
从网络的反应来看，跟确定这个选题之时的预判几乎一样，一片金戈铁马，杀声阵阵，大都直抵AB而来，理性和宽容一如既往的难得一见。
豆瓣上有一位叫“刘小流”的朋友的几句大白话，看得我甚是感动：
那些整天被我们骂的演员，如果我们真的有机会和她们相处一天，我们是不是还会对她们怒目相视？八成是不会，不是忌惮于她们的名气，而是最简单的——但凡是两个经过教育、识大体的人在面对面的交流，就很难摆出那种网络上才敢拿出来的姿态。
是啊，生活里的谦谦君子，人模狗样的讨生活，为什么一到网络上，杀伐之气就变得如此凛冽呢。
加拿大骑行这期，从做预告时候开始，气息就不一样，网上的声音也趋同：为什么是AB呀？那么我就不看啦！这跟节目的气质不搭呀！真可惜请了这样的嘉宾呀……
我无意针对网上言论而作什么回应，但作为本集导演，我熟悉整个节目的前后流程，我想梳理一下整个思路应该不是什么坏事。
“Angelababy？那我不看了。”
"周迅？我一定要搬小板凳追啊。"
在早些时候，选题阶段和拍摄阶段，和一些人们聊及过《奇遇2》的嘉宾人选时，最常见的反应就是上面两种。
好像划了一个圈圈，我是喜欢周迅这个圈里的人，你是喜欢AB那个圈圈里的人，从交谈者的表情和语气来看，这些圈圈有高下雅俗之分，他们会让你觉得，你这个圈圈低级，他那个高级。
但是，真的，喜欢周迅会比喜欢杨颖来得高级吗？
很抱歉，恐怕不是这样的。
长久以来，大众对名人的行为表现，通常预设了两个前提：
第一，无论古今中外，名人是形象商品，公众是消费者，不要说公私领域分界，身为名人，自然得比普通人牺牲更多的隐私和个人空间；
第二，名人是完美道德化身，当名人的选择稍稍不符合看客的预期，就被打入了“不道德”“不敬业”“不专业”的一方，活该千夫所指。
但是，这两个前提是不公平的。
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大众既不信任权威，又因缺乏指导生活的权威而感到迷惘、失措。大众，或者说是大众中的一些“聪明人”，具备一种蛊惑力：将文本打碎，再根据自己的蓝图重组，抢救出能用来理解个人生活经验的只言片语，然后凭借网络进行传播，像极了亨利詹金斯所说的“文本盗猎”。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不久的“周杰伦蔡徐坤顶流事件”，就是一帮中年人笨手笨脚的把周杰伦推上超话榜首那事，可知道，今天大众如何群嘲蔡徐坤，当年就同样取笑过周杰伦，周董也是这么过来的，只是大家健忘了；
——稍早一点，李诚儒批评了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郭敬明也回怼了李诚儒的偏见，一时成为热议之题，这些都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从来都没有过进步；
——更近一些，韩国艺人雪莉之死又一次引来网络的狂欢，我们真的了解这个叫雪莉的女孩吗？
——《哪吒》为什么收获影史第二的票房？是因为故事改变了吗，没有，还是那个哪吒，只是电影掰开了揉碎了在跟观众讲，偏见是要不得的。故事存在好几百年，你偏到今年才醒悟，突然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一窝蜂涌进电影院。
妄议一个人，妄评一件事，动不动就扣帽子、下结论、夹枪带棒。
跟风和围观，一直以来是中国人的恶之花。
《银河系漫游指南》的作者道格拉斯·亚当斯，有一个科技三定律之说：
——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的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
——任何在我15-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将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
——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
他这是黑色幽默，高级的揶揄了大多数人群。
但是我们不争气，很多人真的就按照他这个说法在过活，把人家反讽的黑色幽默过成了实实在在的笑话。
喜剧变成悲剧。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造句，同样也适用于当今的娱乐文化现象：
——大多数我出生时已经有的流行偶像都是陈旧老土不值一提的；
——大多数在我10-30岁之间诞生的流行偶像都是无法复制的经典；
——大多数在我30岁之后诞生的流行文化都是愚蠢肤浅，幼稚可笑的。
【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一种根植于话语权不平等的代际审美辩论，而当你开始认同“任何在你老了以后诞生的流行文化，都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年轻人创造的垃圾”的逻辑时，偏见或许不经意间已经扎根。
写这些东西让我莫名想起2006年的一件小事，魔兽世界公服出现“铜须门”事件 【铜须事件很香艳，不知情的可以自行百度】。
当时我在一档法治节目谋职，我把这个事件当作一个选题去请教周国平先生,当时还把这次采访写进了当年的博客，特此翻了出来：
这是一个圣经上的故事，当年的日记未必完全精确，但法利赛人对通奸女人的故事流传颇广，现在我依然觉着，身边拿石头的人不在少数。
周国平先生当年在他陶然亭的家中，向我讲起这个故事之时，当时的网络舆情充满着滔滔敌意，时隔十多年，不曾见半点改善。
诸位以为呢？
另外，我想掰扯一下“流量”这个词儿。
这个词儿在今天一般有两种用法：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杨颖当然是顶级流量，所以她承受着顶级的攻伐。
“顶级流量”被抨击之处往往在于：“数据虚假”，“数据都是水分”。
三联生活周刊曾就“流量”发问：“是什么让他们觉得数据就是一切？”
有人将这种数据至上的思维理解为gamelization思潮（游戏化思潮）的影响：
碎片化的激励机制对应粉丝“打榜、投票”的日常任务，生活程序化、人物符号化。若如此，那么粉丝的“打投”同样是付出时间的真实劳动量，如何能被裁定为“虚假”呢？——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AB堪称“流量原罪时代”的代表人物，正是她的《孤芳不自赏》开启了网络的群嘲，当然也包括蔡徐坤担任NBA代言事件、杨超越当选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人物”事件、鹿晗《上海堡垒》扑街事件……
2018年以来，热度席卷全民的选秀节目与“叔圈流量”的爆发完成了对“流量”的一次洗牌，然而依旧没能完全洗掉“流量”的负面色彩。
2018年以来，众多流量明星被口碑反噬的案例不少，加之行业政策气候的影响，2019年以来大家纷纷选择跳过“流量”、以“后流量”来指称。
我想，流量——这个发轫于2013年左右的名词，在经过多年的演绎和进化之后，它成为了明星“人气”的一种量化，是大数据时代把无形的能量变成了可视的“数据”。
如果“数值化生存”将成为我们不可避免的未来，那么评价的视角也应当随之拓宽，一方面流量不可扑杀，因为它代表着大多数人的需求，也无需你的谩骂，因为在当今的娱乐生态里，没有哪个艺人愿意放弃流量本身。
流量只是一个名词，不是形容词。
但现在为止，都还是形容词。
很多人的问题焦聚在这个点上，但是这个问题在导演组看来，真心不是重要的问题，甚至连一个问题都算不上。
怕大家看不下去，我直接给答案： 因为她的身上聚集了最大的偏见。
当总导演赵琦跟我说，AB有可能是这个选题合适的人选时，我也第一时间反应，为什么是她？
说实话，我已经是奇遇导演组看烂剧和综艺最多的人了，看过她演的电影《太极》，电视剧《创业时代》的一部分和多期《跑男》，但是对于这个人物，依然不能说了解。
偏见是一定的。
但需要你怎么去正视自己的偏见。
是让偏见在你体内横冲直撞，让它当作你看人看世界的领航员，还是愿意静下来想一想，退一退。
30+的女艺人，是一种独特的存在。
大众只是热衷于她的容貌、家庭、八卦和私生活，AB在节目中说了一句话大实话：
谁会在意我真实的样子呢，人们只会关注好看的故事情节。
说得不是很入耳，却相当实在，她今年30岁，15岁出道的他，已经是久经沙场的娱乐战士，大家都说她有盔甲，但是换位思考，如果她没有盔甲 ，如何抵挡这汹涌的刀枪棍棒。
阿雅问她，你是乐观的吗？
她说，如果我不是乐观的，那就没有人是乐观的了。
其中的复杂况味，恐怕没有几人能听入耳，她正当葳蕤之年，拥有颜值/流量/财富和足够的槽点，谁还要来听她心里的不安和惶恐？
在骑行的路上，我看着他们背影的感受是：
徐老是一只蜗牛，即使去掉壳，他也还是要向前爬一爬；
AB何尝不是另一只蜗牛，但她的壳是她的金丝软猬甲，没有盔甲，她就活不了。
今年早些时候， 团队的小伙伴做了一档短片《女艺人30+》，讲了几个女艺人的 故事：陈乔恩、谢娜、秦岚、张柏芝、马丽、吴谨言等人，关注于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文案是这么写的：
对于肉眼可见的衰老变化产生恐惧，对爱情家庭充满期待却依旧无力，在事业和家庭里需要选择却充满困惑，30岁就是一道人生的鸿沟，问我多少岁，不如问我走过多少风雨和山水。
以“偏见”为旗的《十三邀》中， 许知远问林志玲：“只被看到狭窄的一面，不困扰吗？”林志玲以她擅长的微笑以对：“那是时代的问题，不是我的。”一个漂亮的太极，在问题前全身而退。
可惜的是，时代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需要时代里面的一个个人。
女性所面对的重重社会规训当前，再聪明的自我规训，也无法让人从牢房中走出，林志玲反复强调的“爱与勇气”，并不能消解房间里的大象。
AB何尝不是如此？
不管是名利场的战将，还是光环下的丽人，包括各种文史小书中常被言及的民国女性，萧红、张爱玲、丁玲、苏青、张兆和、林徽因，哪一个被人言和舆论真正的善待过。
萧红的那句话还记得吗——
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回到小标题，为什么选择AB呢？
很抱歉，没有阴谋论，没有想从流量上投机取巧，也没有自信到以为《奇遇人生》可以去洗白一位女星的槽点。
《奇遇人生》何德何能，一档节目而已。
但是，我们确实有一种奢望。
我们试图去理性的认知一个人，以及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AB有她的社会座标/商业属性/人设，其中有对的，或许也有错的，到今天我依然可以断言，她在中国现在娱乐语境里，是被误读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至少是部分的被误读了。
这是我在做选题分析时候的原话，现在看来，她的公共形象改变，依然任重道 远。对于她的形象改变，并不是《奇遇人生》的职能，我们只是希望能对世俗的偏见发出一声呼喊，请给这个生活更多一些善良和宽容。
力量浅薄，螳臂挡车。
但我们还是会去试一试。
酱。
本集中，观众把最多的喝彩给到了徐老。
他配得上如此规模的称赞。
跟其他所有集一样，这期是先有打动我们的素人故事，才有了嘉宾的人选。
故事最初的来源是看了谷雨的一篇报道《一个河南农民的逃跑计划》，在此不再详述。
几乎是在与徐老见面的第一天就确定了要拍他想法。
他性情朴实、内心坚定自信、他享受他正在做的事情、金句频出，比这些更珍贵的是他有自己坚持的原则和价值判断、并且非常爱惜自己的名声。
昨天还有友人问我，骑行的故事多得去了，为什么选了这个老人？
是啊，近至北京近郊的乡村，远至前往西藏的各条线路上，都有各种各样的骑行客，但老徐的骑行不一样：
他的身上充满着一种原始的野望的光芒，
同时也有一种粗糙的、生机勃勃的质感。
我们称之为觉醒。
原力觉醒。
在生活中，能敏锐捕捉内心觉醒并遵循它而去贯彻实行的人。
您觉得多吗？
我觉得不多。
因为虽然做了两季“真人秀”节目，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奇遇的选题当作综艺选题来对待，导演组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在全世界寻找选题和故事，其目的，还是希望能给观众带来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不管是选题承载的内核、节目要传递的精神、哪怕是相遇一些奇妙的人、了解一下别处的生活、见识一下常识之外的生活，也不算是白枉了一番心血。
加拿大骑行的部分成员节目制作完成了、播出了，对于制作者来说，意味着一个过程结束了，作品凝结为一种形态，放在了那里。
作为这集的导演，我得到了什么呢？
我想，惟一能带来的就是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之中伴随而来的体验和思考。
惟有这些感受和经验伴我同行，融入身心，它就此停留在我的记忆硬盘里，可以在类似于这样的夜晚随时调取、检视、并为日后作出改善而提供参考。
在拍摄中，永远会遇到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拍什么？
每天都要想，什么时候开机，什么时候关机?
前辈们的经验之谈以及自身的切身体会永远在告诉你：
故事总是发生在开机之前和关机之后，
遇到了极好的情节，你没拍到，怎么办？
对于综艺节目来说，5天出品60分钟的节目，是一个“极长”的时间，
但对于纪实拍摄，野心不止于纯综艺的团队来说，五天简直短得要命。
于是问题来了，怎么拍？
只能多拍。
来不及思考、选择、等待和观察。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去年做第一季，拍摄窦骁攀登查亚峰时，由于空间狭小、团队精简、事件不多，我总是在等待和观察，开机的时间并不多，全片下来的素材2T多一点，而第二季的AB骑行，素材量或许达到了去年的十倍。
从成片效果来看，去年今年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去年风险太大，若不是攀登本身具备拉动人向前观看的张力，说实话，对于一个综艺节目的制作来说，这并不是可以普及的经验。
纪录片无法在拍摄之前进行分镜头设计，也不能在生活之中考虑蒙太奇组接，而是要真诚地面对生活与事实，把有价值的生活片断、事件拍摄下来。
但五天的时间，无法进行精准的判断，于是我把拍摄过程看作是一个收集素材的过程。几乎看见什么拍什么，有事必录，萝卜、白菜一筐装，这种拍法当然非常消耗团队的体力，让人麻木，但作为一个项目，如果能用体力降低风险，还是有值得一试的理由；
当然，对于事件的走向和预判，也是一个导演核心能力的要求，事情永远在行进之中，你如何应对变化？并将这种变化变成节目的内容，抓住每一次变化永耀的弧光，才是真正的成败所在。
我认同一位前辈说的话，纪录片制作人，应该是人类生活境况的守望者，应该具备两个基本的品质：
一是真诚，不说谎，不自欺；
二是明智，能透视到事物的内部，看到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与影响。
影视材料要比文字材料直观、客观。
你拍了这部影片，其他人可以通过你的影视素材重新研究剪接使用，可能会得出另外的结论，甚至是相反的。
就是说，影视材料具有相对客观与独立的特性。
纪录片史上有一个有趣的例子： 二战期间法西斯德国拍了一部《德意志的胜利》，通篇鼓吹希特勒独裁与德国人的狂热，后来苏联的导演罗姆利用此片素材，重新剪辑成一部纪录片，片名是《普通的法西斯》，完全是批判的态度与结论，极其精彩与精辟。 也就是说，《德意志的胜利》女导演对现实与历史的认识是错的，但她拍摄的影片素材是有价值的，让后人以此重新审视那段历史。 从事纪录片制作，我们的认识、思想可以有局限，甚至可以错误，但我们的工作总有一部分有价值。《意志的胜利》，导演里芬施塔尔和希特勒
这么想，心态就能松一点，给自己一个理由。
很多时候，遇到好的故事，极自然的想朝纪录电影的方向靠，要是电影，会怎样？应该怎么拍？真实与虚拟的边界到底如何拿捏？
剪辑骑行这期的节目的过程，
是一个重新认知的过程。
赵琦讲过一个关于真实的宽度和深度的理解。
——第一层是最小面积的真实，在摄影机前，你能拍下来的画面/言语/表情，所有的发生，当然是真实，这是最直接、最小范围的真实；
——第二层则是另外一层，它可能出现在现场的所有场景，包括摄影机后，也就是导演的视角，在故事的进行中，导演有时候是墙壁上的苍蝇，不闻不问，有时候则会参与到事件之中，极少的时候会深度干预，而这个时候，如果只记录镜头前的发生，而忽略导演层面的干预，那就失去了真实的一角。就像这期节目，我比较浅的干预到事件之中，赵导全程在当苍蝇，但在最后一晚的时候，他深度的进入到事件之中，使故事的人物/气氛/情绪/甚至接下来的发生，都有了微妙的变，有时候甚至会改变事件的行进方向。所以这是《奇遇人生》有时候不排斥导演入画，甚至把导演的沟通交流剪进片子的重要准则，因为不呈现到这一层，就看不到现场发生了什么，我们不能在真实发生面和稀泥，把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
——第三还有另一种真实，它超脱于现场的真实发生，像是一个全知的上帝视角，场景中每个人的情绪，空气中的气息，表露出来的和没有表露出来的，摄影机能捕捉和捕捉不到的，都是存在本身。这种感觉，人是可以感受的，但影像未必可以准确记录和表达；
所以，在剪辑阶段，我们的思路就是希望将现场感知的真实，也就是第一二三的真实，尽可能的传递到片子之中，因为如果只是呈现镜头前的发生，对于二位艺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创作者来说，也是不负责任的。
AB口中冷酷的男人，心里可能比很多人都更温柔宽容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和作品，在模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
但是，故事片与纪录片一个本质的区别并没有变：
故事片的“创作”在拍摄之前；
纪录片的“创作”在拍摄之后。
具体说来，故事片是在剧本基础上做分镜头处理，并进行影像设计；
而纪录片是拍摄完成之后，将素材拿上剪辑台，才进入二次创作。
在加拿大骑行的这期节目的后半程，
徐老说了一段话挺触动我，不知道有没有触动同行者。
“反正各做各的，别让别人代替你。你自己做自己，因为你本身是自己，为什么让别人来左右你，是吧。自己想好了就去做，是吧。”
《奇遇2》加拿大骑行拍摄完成之后，全组经过一周的调整和休息，便又马上投入到杭州的寻谣拍摄之中。
而对于AB来讲，一周的苦行生活算是告了一个段落，我不知道她的内心深处怎么看待这一次骑行，因为在以往的拍摄周期内，一般在最后的时候会有一次比较深入的采访，但是加拿大的骑行，时间全部用在了一些具体而琐碎的事务之中，以至于一直骑行到AB赶飞机之前的最后时刻，竟没有机会留下对话。
能看到的是，在结束随后的一个月里，她也马不停蹄，投入到她最熟悉的万丈红尘之中：
——去英国与贝克汉姆拍了一组时尚大片；
——在时尚杂志《GQ》十周年晚宴上，大半个娱乐圈的人都到了，她依然是当晚的颜值担当，美艳动人；
——随后又去了巴黎作为Dior的代言人拍摄大片。
又回到了熟悉的语境，圆在继续。
赵琦是存在主义的门徒。
存在主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自由，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自由意志作出“自由选择”，那么这种人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了“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
一个人是什么样的“自己”，得看他的行为来进行界定。
在骑行的这期节目中，
徐老先生一直在做自己，阿雅也是真实自我的呈现，
那么AB的“自己”是什么呢？
被萨特抛弃的存在主义之父——丹麦的克尔凯郭尔，他提到人生有三大绝望：
——“不知道有自己”；
——“不愿意有自己”；
——“不能够有自己”；
不知道有、不愿意有、不能够有。
哪种绝望是最让人绝望呢？
至尊宝想要救紫霞，就必须要打败牛魔王；
要打败牛魔王，就得变成孙悟空；
要变成孙悟空，就必须忘掉七情六欲；
忘掉七情六欲，紫霞从此是路人；
——那么，
——这个故事动人，不正是因为至尊宝的选择吗
不写了，不如贴图，轻松又好玩
坎卢普斯会议，是谁感冒来着？场记芷莹/总导演赵总/副导植树/我/录音师楠哥/当地制片terry我和录音师楠哥在小木屋和洪导放松一分钟帐篷之夜，摄影师少光铁彬/副导又蒙/录音张楠跟拍车 自己手动造开拍前夜，各种调调调，试试试路边做饭那一场爱这路，有公路片，还拍AB她们没有骑过的那18km，我骑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