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炮事件》中，恐怖来源于对技术物体的近距离直接凝视，正如打字机的声音构成了影片的开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线条感的现代主义构图，一只手正在敲打打字机器，并将敲打的内容念了出来：“我公司于83年8月10日起接受调查黑炮事件......”在下一个镜头中，我们看到了这台打字机的全貌，这是一台飞利浦出产的PACT220型，近乎完美的工业设计风格构成了几何形状的构图，暗示着影片所处的城市空间，随后，它也将构成影片倒叙的主体，镜头上移，影片的名称和演职员表出现了......
但如果我们更换一个角度，那么则将窥见这两个镜头的诡异之处，首先是叙述主体的状态，在这个镜头之中，他的面孔没有出现，但又因为这双灵活地在键盘上运动的手，而并非缺席，这双手并不是布列松作品中，作为情欲与罪恶主体的双手，而是逐渐成为一个规律运动的“物”，键盘的边界框定了它们的活动领域，与其说打字机是身体的延展，不如说双手是打字机的外设，黄建新在这里捕捉到了一种肉身—机器混合物的诡异状态，打字机作为无差别工作的最小单位，承担着“连接”的功能，主体和客体连接，肉体与机器连接，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巨大客体，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促使半人马神话的消解，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机器的半人马。
但“连接”并非技术物体的唯一存在方式，在《黑炮事件》呈现的现代（工业）城市空间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听觉的张力，作为技术客体的“物”随时随地可能闯入，在Hans抵达机场并与中国行政人员交流寒暄，并要求赵书信担任他的翻译之时，机场外的轰鸣声以及候机大厅的电子语音随时都可能侵入人们的谈话，阻挡着双方之间的交流，危机已然在这里产生。
技术物体是人的症候，我们恐惧它们，但与此同时，也将产生一种迷信，在中国，随着前一代人对于偶像与理想主义的清算，第五代导演，以及80年代的知识分子已然成为了没有驱力的荒诞人，没有父亲的孩子，因而他们面临的一个自我诘问则在于：我们从哪里寻得一个重启性质的驱力？又从哪里寻求到偶像。
抽象时钟取代了国徽和毛泽东像成为了新的大他者答案在于时间，时间本身无法测量，因此它来自于心理绵延，实际运动等一系列内在与外在的共同作用，但是技术物体的出现却令时间无处不在，从机械指针所指向的数字，还有荧光屏闪烁的单色电子数字，在影片结尾的一系列空镜头蒙太奇中，我们看到了电线杆对于自然的天空的重新分割，伴随着时钟的声音，而这种蒙太奇也令画面成为了一台运转的机器。
时间作为一种规训/惩罚的力量不仅挑战了自然意义上的太阳，更是挑战，甚至重塑了“人间的太阳”——意识形态，在那场窒息的“秘密会议”之中，令人窒息的白色彻底篡夺了曾经红色的大他者地位，墙上高高悬挂的并不是国徽或毛泽东的偶像崇拜，而是巨大的机械钟表，它的规训甚至不需要数字，而是抽象的手势，暗示，白色是功能性的颜色，也是实用主义的颜色正如同影片开场，在那台诡异的“人机混合体”之后不久，匆忙的赵书信在邮电局不小心撞到了两个体形高大的人，一个身着红色，而另一个身着白色，拦住赵书信的是一种双重约束，而他则成为了在两种意识形态夹缝中生存的知识分子。
但80年代是一种过渡状态，连接着70年代的创伤和90年代的镜城，赵书信在影片开场撞见的双重约束随后合一化，成为双面的雅努斯，一面朝向过去的红色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朝向未来主义的技术规训，而这两者出自同一个主体，官僚主义转化为了高技术力官僚，《黑炮事件》表面上看上去是技术知识分子的反思，但实际上成为了人文知识分子的隐喻。
《黑炮事件》共包含着两个平行的事件，但依托同样的结构——“丢失”，“黑炮”的丢失与技术翻译职位的丢失，“黑炮”只不过是一枚棋子，当汉斯拆开那枚棋子，我们发现里面实际上空无一物，棋盘上的文字是纯粹的能指符号，是知识分子引以为傲的，缺位的客体小a。
在《黑炮事件》的语境之中，“翻译”不再是同时期同样流行的普罗米修斯式译介，而是朝向理念世界的修辞学（另外，从旅游翻译冯良才的一无是处，我们可以发现某种公众知识分子的无用）无论是保守主义的列奥·施特劳斯还是激进的萨特，福柯，它们的区别在于对文本的选取，而这些文本使他们可以通过一种“隐微书写”认出彼此，修辞学将是编码而非解码，知识分子最后的希腊意识，但“赵书信们”的矛盾在于，他们拥有着某种后理想主义的确信，“帝王师”的情结使他们渴望被雅努斯性质的大他者承认，并实现合谋，通过这座窄门，《黑炮事件》的赵书信是一个失意的英雄，他无法实现某种拯救，但实际上，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开始迅速集群化，产生某种亟待被推翻的传统。
在《黑炮事件》之后，或者说在80年代之后，舞台重新被商业（大众）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进驻，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自身退场，并开始出现分流，他们的不同选择代表了对这部影片的不同读解方向，在“后理想主义”与“隐微书写”的两个极限之间，偏向于前者的退回到柏拉图的洞穴之中，为囚禁在洞中的人们生产幻觉虚影或可供崇拜的偶像，而偏向于后者的，则转向文化上的赫尔墨斯主义，并在消解自身之后抛弃历史身份，尝试与西方国家平等“分享”现代性，而非被观看的客体，例如我们在娄烨，刁亦男等某些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样，《白日焰火》近乎消去了东北的地域特征而是去呈现一个纯粹的黑色电影，此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历史只不过提供了一个纯粹化的时间绵延，广东，香港，台湾三地不再承担政治含义，甚至社会事件也不过是舞台演出的人肉背景，在这个宇宙之中，一切交由欲望，力比多主导而不是民族寓言。
《黑炮事件》中，赵书信在教堂门口观望，黄建新也在此时陷入了某种绝望之中，这种荒诞在随后的《错位》之中达到了最高峰，然而，进入21世纪，他投身入官方宏大历史叙事的书写之中，在宗教皈依之中，非理性地无限弃绝永远是重要的，《黑炮事件》是一个契机，引导着他的信仰一跃，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他“皈依”了主流意识形态，而是在“弃绝”早期风格的行为之中，肯定了某种超验他者的存在。
参考文献
戴锦华：《雾中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1-1
戴锦华：《隐形书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6-29
刘小枫：《走上十字架上的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1
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刘峰译，华夏出版社，2012-1
索伦·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刘继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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