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都产自伊朗，[醉马时刻]和[小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完全是两码事。在马基德·马基迪、阿巴斯的故事里孩子们出身贫寒，却有着简单的童真，可爱的固执，让人对童年产生怀念。可是这一切不会发生在巴赫曼·戈巴迪的电影里，因为他的镜头下纪录的是另一群孩子，他们是库尔德人，一个被四五个国家瓜分的民族。
库尔德是西亚最古老的民族，他们的聚集地曾被称作库尔德斯坦，如今分布在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伊拉克北部、叙利亚东北部以及外高加索地区。没有自己的国家，更从来没有获得过自决权。所以，描绘库尔德孩子生活状态的电影几乎和上学、课本、玩耍扯不上什么关系。2013年土耳其电影[穿越火线的少女]讲述的是一位17岁的库尔德少女在原始森林躲避土耳其政府军的故事。巴赫曼·戈巴迪在2004年拍的[乌龟也会飞]是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前库尔德族少年的故事，而当下的这部[醉马时刻]发生在伊朗与伊拉克的边境。这几部电影综合来看，很容易发现，库尔德人因为种族差异，与他们所在的国家始终格格不入，生活在这些动荡地区的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贫穷的问题，更多的是生与死。所以，这些电影里的库尔德族孩子都有一个共性，他们对政治的敏感，对家庭的认知，对死亡的无畏，都是普通孩子所不具备的。
故事的开头是黑幕，在混乱集市上抱着患有小儿麻痹症哥哥的女孩阿美娜在回答陌生大人的提问。母亲在妹妹出生时死去，12岁的哥哥越过边境到伊朗的集市打零工，姐姐在家中照顾幼小的妹妹，父亲靠两伊之间的走私贸易养活一家子，最大的哥哥已经15岁了，可生活无法自理，智商和幼儿差不多。简单的一言一语道出了这个生活在边境的库尔德家庭的困境，它由阿美娜稚嫩的声音描绘出，却不带任何感情。单从声音上我们已经获取到了，眼下这个背负着残酷命运的孩童早已成熟的事实。随后画面开启，我们看到了故事的主人公阿勇，这个12岁的男孩在成人的世界里穿梭自如。
阿勇在片中反复强调自己不是孩子，每一次否定，他都在往成人的世界跨进一步。第一次说，是得知他的哥哥已经危在旦夕，必须赚到更多医药费才可延续生命时，阿勇祈求包工头给他一份工作。他的话取得了效果，包工头给了他一份搬运工的工作。第二次是叔叔瞒着他，要把姐姐嫁出去时，阿勇与叔叔对抗，强调自己在家中的“一家之主权”，但他的抵抗没有取得成效，从“一家之主”到“我是露娜的弟弟”，再到绝望的哭泣和最后的沉默。这一次妥协不可看作是阿勇对“我不是孩子”的自我反驳。他的沉默是因为得知姐姐以不要聘礼的方式出嫁，可以延续哥哥的生命。在这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实面前，他的沉默正代表了他明白了成年人的道德困境，真正获得了成长。第三次说“我不是孩子”，是姐姐的丈夫毁约，阿勇不得不再次做出努力，他要加入边境运货的队伍，冒险越过边境把骡子卖了，换得好价钱。包工头不想承担责任，以“你是孩子”为由拒绝了阿勇的请求，这时他再一次否定自己的孩童身份，并对包工头许诺，如果发生意外，自己会负全责。在运送的途中，果然发生了意外，队伍发现前方有敌人埋伏，各自做鸟兽散。可是，必须送哥哥越境的阿勇却无法再像他第一次当搬运工那样躲在山洞里保命了，这一次他要迎向成人世界的残酷，背负起人生的责任，直面生存的命题。所以在结尾处，阿勇擦干了眼泪，牵着骡子越过了边界的铁丝网，彻底投进成人世界，真正意义上地不再是孩子身份了。
生活在边境的库尔德人，时刻面临被埋在任何一个角落的地雷炸死的危险，所以阿勇一家的这几个孩子都知晓生与死的意义。姐姐露娜急着嫁人，阿勇做搬运工，跨过边境，这一切都是为了延续哥哥的生命。从医生的话语里，我们得知，哥哥的病只能暂时延长，无法彻底根治，当下他活着，也许明天就会死去。可是，即便这样，阿勇一家人还要牺牲自己的青春、生命去换哥哥的生。这足以证明，身处生死困境的他们明白生之意义。不是这样的认知，影片便无法进行下去。
那么什么是“醉马时刻”呢？影片好几次给了观众这样的画面，在严冬载着车轮越过边境的马出发前都需要灌几瓶白酒，否则便不能完成任务。这是包工头为了让马抵抗住严寒负重想出来的办法。片中那些跟在马后面的，背着货物，艰难前行的孩子们不也是和马一样必须在恶劣的环境下完成艰巨的任务吗？这同样是他们当下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如若不让自己陷入迷醉状态，又如何能爆发出顽强的生命力，抵抗生死绝境呢？
电影开始没多久，结束了一天苦力工作的孩子们乘着越境的货车回家的路上，合唱的歌曲，他们唱：“人生令我苍老，逼迫我漂泊，翻山越岭，带我更靠近死亡”。而没有唱歌的那些孩子眼神空洞，相同的表情后来出现在巴赫曼·戈巴迪的下一部作品[乌龟也会飞]里的那群少年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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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调反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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