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矫饰的关爱都有所企图。我们都是时代的病人。任何对现实的挣扎呼应都是为了寻求疗救的注意。《星星点灯》是一部表现手法极其委婉和曲折的电影，影像的叩击与反响如同在厚厚的隔离墙之外传来的回声。它的题材简单，极易与正念的信仰相互关联，然而更内里的基调却是幽深阴郁的。冷冰冰的残酷由于覆盖着温情的面具，显得潜在而更加危险。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但现实永远比戏剧更荒诞。那个被郑智化探望的残疾女孩最终选择自杀，被流言围攻的生命陷入了无边的绝境。个体性的死亡固然是另一种现实的转译。而故事里的陈薇倒在了《星星点灯》的栏目前，这对于她也未尝不是一次自我完成，但是相较于她的小小年纪显得格外壮烈。求生的意志最终妥协于病魔的威迫，而精神路途的坎坷则并不仅仅是生理因素所导致。导演在尽力展现身残志坚的陈薇热爱生命、顽强不屈的性格，以适应于大环境下正向主题的弘扬，但同时借助不同侧面，暗示了陈薇所面临的更微妙也更深刻的抗争对象。陈薇的挣扎被放大在更大的漩涡中心，竟是身不由己。九十年代中期，资本由分散重新开始聚集。社会空间场域急速扭转，不断被加热的引擎，在时间轴里不断攀升。旧时代末尾拥挤着熙攘的人群，经济的巨力使得自我价值观空前膨胀，道德感式微成为了人性的缺口。精神沦为物质的附庸，甚至于以道德为名的利益追逐愈演愈烈。片中的大雷哥便是制造喧哗也为喧哗所用的典型人物，代表了规则之下人的摇摆舞。多面性的形象塑造依赖于多重手法的运用。起初影片以倒叙切入，镜头前是陈薇去世后大雷一人的独白，已经暗示了他与陈薇千丝万缕的关系。影片顺时而叙，介绍了大雷的身份，陈薇的邻居，一个可以信任的大哥哥。但随着故事推进，陈薇不幸被截肢，大雷在公司的圆桌会议上提出了资助陈薇的建议，并称之为“社会效益”，目的在于宣传推广公司企业文化。在他急切的发言和闪着红光的脸上，没有对陈薇命运的痛惜，而是对金钱和利益的衡量与算计。在会议上，每个人都隔着很远的距离，暗示了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经常性沉默的场面中，镜头刻意在漠然的人脸上停留，直到领导听出了这个方案的获益可能，眼睛里闪现出光彩。影片的节奏始终在舒缓与紧凑之间转换。在前半部分的剪辑上，干脆利落地展开陈薇儿时经历与手术过程，很快推进到大雷的计划成功实施。几乎冲出屏幕的长枪短炮包围了病床上的陈薇，打着爱心旗号的各路媒体相机频闪，他们的关注点在于郑智化。而陈薇仿佛并没有意识到如此的风波发生在了自己身上。她的双眼清澈见底，恍惚地诉说着郑智化扔掉拐杖朝她一步步走来的情景，如同梦境般不真切。她的语速很慢，字字入心。为了热点而来的人们，不会感受到那样深入的希望与痛苦的交织，不会关注当她独自躺在手术台上，望着头顶刺目雪白的灯光时心中的恐惧绝望。大雷哥确实陈薇的心理疏导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的态度始终是健康人对残疾人居高临下的怜悯。他甚至说：“你虽然失去了一条腿，但你得到了这么多人的关爱，可以说，你是非常幸运的。”用舞蹈演员的一条腿换来众人虚伪的热情与廉价的关怀，显然是极为讽刺的。他完全不能理解陈薇，更不懂她所需要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他曾告诉陈薇以后有困难尽管来找他，但当四顾无门的陈薇提出栏目赞助费的请求时，他又婉言谢绝。“两千块钱，不过是一顿饭钱。如果是你自己需要，再多我也可以拿出来。但要是办栏目……”“栏目比我重要。”“……重要，重要。”大雷的这番话很有意味。“陈薇自己需要”就可以，办栏目不行。大雷对陈薇似乎有着若隐若现的另外的企图。他也说出了这笔钱其实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他还是不打算帮陈薇。大雷的举动表明，即使他有可能把陈薇当作情感对象，但他绝不会为除了肉体之外的任何东西买单。陈薇作为独立个体，倾尽生命最后一丝气力也要寻求的，是平等对视的关切与尊重。从小父母离异，孤单度日的她，一直无比希望有人能陪伴她，听她诉说，给她情感的支撑。在成名之后，她的确实现了这个愿望。无论身边环绕的人出于何种目的，气氛都是热闹非凡。在生日会上，听了大雷煞有介事地为她点播的歌曲后，她对着烛火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希望世界上有一种药，能使所有的癌症病人无需手术就能康复。众人的面孔瞬间变得委顿下来。他们认为陈薇究竟需要的是什么？看似柔弱的陈薇的回答戳穿了他们谎言的面具。这个时代，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人本关怀。在冷静和反思过后，陈薇想为自己所在的弱势群体发声，呼吁更多的人了解残疾人的内心世界，从而获得应有的生命存在意义。然而她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却薄弱如纸片。她始终与人群隔着一层厚重而隐形的屏障，即使她奋力敲击也是回音渺渺。她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又是满心空落地走回去。与其说她是死于癌症，不如说她是死于信仰与现实拉锯战的彻底失败之中。影片传递讽刺意味达到一定极致的是最后一刻，当陈薇已经气若游丝地躺在病床上时，媒体依旧不放过对她的利益压榨。为满足“广大群众”的呼声，竟然想到在她枕边放一台电话和观众连线。徘徊在死亡边缘的陈薇，还要拼尽最后一口气对话筒说着感谢的话。虽然《星星点灯》是她极为重视的心血，当此时是否有义务履行这最后的仪式？这又将为她带来什么呢？更何况，在陈薇身体尚能支撑的时候，她所感激的“社会各界”若能给予她更多的支持，《星星点灯》的创办也未必会使她如此劳心费力，也许就不会这么快走向生命的终点。可以说，陈薇的死，每个人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影片坚持了首尾呼应，再次用大雷的内心独白作结。在长时间不间断的面部特写中，他从未有勇气直面镜头。对陈薇的死，他是抱愧的，但这愧疚也是短暂而浅薄的，如一阵轻飘飘的风。他说：“如果下次还碰到陈薇这样的人，我会不会去帮助她？……我不敢保证。”画面定格在他游移不定的目光中。很显然，大家都看到了他的选择。片中唯一的光源，就是陈薇饱含忧伤的眼神里隐约跳动着的那一缕艰辛的希望。如同火苗的橘黄色光效柔和温暖地打在她的脸颊上，仿佛她所处的是另一世人间。想起巴什拉在《烛之火》中写，“在所有的形象中，火苗的形象——无论是朴实的还是细腻的，乖巧的还是狂乱的——载有诗的信息。”火苗般的氛围孤独而热烈，照射着陈薇的心火微光。陈薇是个彻底的殉道者，不管是对于病痛还是社会。她至死不渝地坚守着信仰，捍卫着人性的底线。弥留之际，反复出现的叠化镜头倒映着她纯净无暇的眼睛，背景中是曾经陶醉于舞蹈的自己。在梦境般的幻影中，她是幸福的。她曾哀伤地说：“如果没有那场手术，我的确是十八岁。”十八岁的身体，却盛放了远多于年龄的痛苦与沧桑。这并不是铺天盖地的所谓“献爱心”口号所能拯救和挽回的。毕竟，只有同样经历了无边黑暗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理解你。导演始终在明暗对比中交替着，矛盾着，探索着。人物时而明亮逼眼时而陷入黑暗。面对这样充分复杂度的题材，导演一直在努力寻找合适的叙述角度，做到既不偏激也不旁观。这正是现代性的意义，发现社会存在的人，从而对公共责任有了明确自我指认，以寻求积极合理的介入。因此，是历史性的成长。从成果的角度，这是一部包裹着迷茫的极其悲伤的电影。悲哀，不是因为结局是陈薇去世，而是更深地意识到了某种现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其中的现实——新时代以悖谬的方式兑现了的另一种“伪现代恶托邦”。权力与资本在各个领域合谋，人之初心在物质逼宫下藏匿遁逃，人性下坠于高标定义之下。被物质异化的人本关怀，在一片混乱的伦理冲击中，逐步走向名正言顺；而试图在时代中谋求生存的一席之地的大众，也渐渐学会了装作漠然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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